作者：叶永烈，来源：《四人帮兴亡》

“游泳池事件”

1954年三月尾，江青自杭州返抵北京，除匿名信事件令她心中郁结外，还有一桩事情令她倍感羞赧与痛苦，犹如当头棒喝：原来，她得知毛泽东酷爱游泳，遂未经许可便自作主张，建议为其建造游泳池，却不料遭到毛泽东的严词责备。

自迁居北京中南海以来，毛泽东日理万机，于闲暇之余，常半卧床榻，沉浸在书卷之中。其保健医生观察到，毛泽东日复一日鲜少运动，担忧此对健康无益。鉴于毛泽东对游泳情有独钟，便“投其所好”，劝其在闲暇时光尝试游泳。

解放前，中南海便已拥有一座露天游泳池，其长度达50米，宽度则为25米，南北两端深度各异。在深水区的一侧，设有10米高的跳台与3米高的跳板。然而，游泳池的日常使用，主要服务于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。出于对毛泽东主席安全的考虑，保卫部门特批，毛泽东只能在游泳池开放时间之外，即清晨门未开启或夜间门已关闭的时段，前往游泳。

然而，随着冬日的降临，户外游泳池的水温降至冰点，甚至结冰，游泳变得不可能。毛泽东因此不得不转而前往清华大学内的游泳池继续锻炼。清华园与中南海相隔甚远，加之毛泽东抵达后还需进行清场，这一系列繁琐的程序让他深感不便。

江青目睹此景，便私自提出为毛泽东建造室内游泳池的建议。然而，该游泳池并非位于中南海，而是选址于北京玉泉山的一号楼，此地为毛泽东偶尔的居所。据中直修办处的田恒贵回忆，该游泳池规模不大，仅相当于一个宽敞的客厅。

游泳池终于建成，江青满怀喜悦地向毛泽东汇报，期待着毛泽东能露出欣慰的笑容。然而，出乎她意料的是，毛泽东却勃然大怒。在毛泽东看来，动用公款为他个人建造游泳池，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。他要求江青就此事件撰写一份检讨书。

1954年4月20日，江青致信毛泽东，就其未经允许擅自提出为毛泽东修建游泳池的提议，进行了深刻反省。翌日，毛泽东将江青的检讨信转交刘少奇、陈云、邓小平等同志审阅，并附上了一段批示。

刘、陈、邓、罗瑞卿、尚昆、汪东兴等同志：

江青女士，请审阅此信。针对当前的困境，我决定以个人稿费作为补偿，支付所需五亿元的建造费用。同时，游泳池将暂时封闭，不再对外开放。

毛泽东 1954年4月25日

毛泽东在批示中提及的“建造费五亿”，是以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为单位的。自1955年3月1日起，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，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人民币。按照当时的兑换比例，一万元旧人民币等值于一元新人民币。因此，“建造费五亿”实际上等同于五万元新人民币。在1954年，五万元人民币的数额可谓相当可观！

连续遭遇两次重创后，江青的心情愈发沉重。尽管她仍在病榻之上休养，1954年6月24日，毛泽东在致堂弟毛泽荣（又名毛胜五）的信中，提到了“江青的病情稍有好转”的情况。

胜五弟：

收悉您的来信，心中喜悦。江青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，对她对您的关心，我深表感激。孩子们一切安好。你们都好吗？

祝进步

毛1954.6.24

1954年10月1日，国庆佳节。江青与毛泽东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，观摩盛大的阅兵仪式、精彩纷呈的表演以及绚烂的烟火表演。赫鲁晓夫亦莅临现场。周恩来深谙礼仪之道，主动上前欲将江青引荐给赫鲁晓夫。然而，毛泽东忽起，径直走向江青，将她引领至城楼边缘的一隅，以避双方之面。

这件事也给江青的心里留下了阴影。这表明，毛泽东不愿把江青作为“第一夫人”介绍给赫鲁晓夫，避免江青以“第一夫人”的身份出现在苏联媒体的报道之中。

“政治夫妻”

在经历第三次对俞平伯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公开批判之后，江青在1955年初依旧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。当年2月，她曾两次深夜拜访了知名电影导演史东山。

史东山

如本书第一章所述，1933年，江青首次自山东踏入上海，迎接她的正是史东山。彼时，史东山尚是一位青年导演，受左翼剧联（亦称左翼戏剧家联盟）的委派，与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同行，共同负责接待这位来自青岛海鸥剧社的杰出成员。

继而，史东山荣升为中国影坛的著名导演。尤其是1946年，他执导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一炮而红，震动全国。1955年2月23日，正值52岁之龄的史东山不幸突然离世。

1955年2月2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公布了一则令人沉痛的消息：我国著名电影导演、全国人大代表的荣誉获得者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委员，以及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史东山，于23日在北京医院不幸离世，享年52载……

《人民日报》报道史东山“于北京医院离世”，其言外之意已明，即史东山系因病去世。自此，关于史东山之死的说法，皆统一为“病死”。

“遗憾的是，在即将投入工厂生产的前夕，他不幸突然病倒。经过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诊断，确诊为慢性肝炎……正当众多工作亟待他完成之际，残酷的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！”

最初官方对史东山的离世归结于“病逝”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实的真相逐步被揭露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史东山竟然是通过过量服用安眠药自尽！这样一个乐观、坦诚的人，为何会选择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

史东山不幸离世之际，江青在两名警卫的随同下，先后两次造访史宅，亲自登门。传言称，这是应毛泽东的嘱托，关注电影界，她便亲自前往探望史东山。两人进行了私密交谈，具体内容无人知晓。

自首次对话之后，史东山情绪低落，话少寡言。不久，江青再次登门。江青离去后，史东山双眉紧蹙。妻子华旦妮询问他，他仅吐出一句：“我怎能屈服于一个女子的操控？”

数日之后，史东山不幸以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周恩来闻讯后，深感震惊。依照当时的惯例，自杀者不得举行追悼会，然而周恩来破格特批，为史东山举行了追悼仪式。史东山的离世，直至“文革”时期才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

1969年，昔日的风云人物江青留下了这样一段批示：

史东山因不满自杀。

华旦妮为军统特务。

传闻之中，江青与史东山结下梁子，缘起于她上世纪30年代初涉影坛，在上海崭露头角之际，曾有意在史东山执导的作品中担纲一角，却不幸遭其婉拒。

至于1955年2月江青与史东山的具体对话内容，一直是个谜。直至2004年12月，华旦妮在95岁高龄因病入院，临终前，她向女儿史大里透露了心中藏匿了半个世纪的隐秘。这一切发生在江青先后两次造访史宅之际：

短短数日，史东山的眼窝便显露出深深的凹陷，他身体孱弱不堪。华旦妮心怀忧虑，陪伴他交谈。史东山向她透露，胡风等人已被内定为“反党集团”，全国范围内的清查运动即将展开。江青曾暗示，他涉嫌参与胡风文艺小集团的活动，并告诫他“切勿执迷不悟”，应立即站出来揭露胡风。

往昔，毛泽东曾言：“对二老（即蔡楚生与史东山）须加以礼貌。”鉴于此，江青接连两次向他发出警示，强调务必保持客气。她言辞犀利地指出：“胡风那三十万言书中涉及电影的部分，实乃你所撰写，其内容充满反党反人民之嫌，你理应即刻反其道而行之。”

作为胡风的长久至交，他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！不久之后，史东山因过量服用安眠药而自尽离世。

史东山的遗书迅速递交，其去向成谜，然而华旦妮却铭记了其中的核心内容，那几乎全是对丈夫的深情告白：

他与胡风交情深厚，既是老友又是上下级，却并非文艺小集团的一员。纵然他对胡风的观点表示认同，但对于那份长达三十万言的书籍，他事前毫不知情，未曾参与其中一字一句的撰写。他对大一统的文艺格局感到不满与不认同，尤其是像他这样从国统区来的文艺工作者遭受歧视与排斥，令他义愤填膺。至于对胡风的批判和文艺整风运动，他深感其恶劣与难以忍受。

华旦妮清晰地回忆起遗书中的一句话：“开展整风运动，旨在救赎灵魂，而非将生命吞噬。”

史东山，坚毅如峰，自当不会对老友落井下石，然而，他也难以摆脱那无尽的压迫，更不愿承受屈辱之痛。于是，在既不诬陷他人，亦不自我诬陷的抉择下，以自杀来保持人格的纯洁，成为了这位一代名导的最后抉择。

1955年2月，江青两次于夜晚造访史宅，这一举动彰显了她当时的活跃程度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她再次陷入神秘莫测的状态。江青从公众视野的前台转至幕后，主要原因是她再度遭受疾病的困扰。

她坚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。此次全面体检的结果显示，心肺功能良好，肝胆健康，血液指标正常，只是肠胃消化功能略显薄弱。但在妇科检查中，北京协和医院的专业医师发现，她的子宫颈口长期存在糜烂和炎症，存在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概率可能发展为肿瘤，因此建议她接受相应的治疗。

面临肿瘤或癌症的打击，这位步入四十岁的女性如同遭受晴天霹雳。生命至上，她不得不将政治抱负暂时放下，全力以赴投入治疗。她再次提出前往苏联接受治疗的请求。保健医生为此向毛泽东提交了报告，毛泽东随即作出批示，同意了她的请求。

江青在苏联

1955年7月，她第三次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，居住在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故居。朱仲丽回忆道，经过苏联医生的检查，他们仅怀疑江青可能患有子宫颈癌，但无法给出确切诊断。苏联医生建议她暂时休养，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观察。归国后，国内的多位医生也对她的病情进行了联合会诊。

医生们确诊为“子宫癌”，并建议她接受子宫切除术，以实现彻底治愈。然而，江青坚决抵制这一手术——尽管它只是妇科常规手术，对身体影响微乎其微。“一个女性怎可失去子宫？”她如此反驳。既然无法进行子宫切除，那么只能选择放疗作为治疗方案。

正如朱仲丽所言：“在这场风波中，江青可谓遭受了重大损失。她选择了放射治疗，结果导致身体极度虚弱，白细胞数量下降，留下了诸多后遗症，休养了多年。然而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或许也算是一种幸事，至少她避免了犯下更多的恶行。”然而，她始终坚信苏联的医疗水平优于我国，迫切需要苏联医生的诊断，并渴望前往苏联接受放射治疗。

于是，我国医生携带着详尽的病历和病理切片，特地飞赴莫斯科，与苏联的医生们共同进行会诊。经过一番讨论，最终决定邀请她前往莫斯科接受放射治疗。因此，1956年夏季，江青第四次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求医之旅，她继续居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原斯大林别墅中。

江青在莫斯科巴拉维赫疗养院

维特克的著作《江青同志》中，如此描述了江青的形象：

江青不幸再次旧疾复发。她高烧不退，且持续时间较长。体重急剧减轻，使她显得异常消瘦，几乎失却了人形。为此，将她所有主治医生紧急召集，进行联合会诊。妇科专家诊断，她不幸患上了子宫癌。

她回忆道，1955年，她不得不前往苏联接受所谓的医疗检查，但事实证明这一过程徒劳无功。在那个年代，苏联的医生们对“细胞原理”持怀疑态度，因此他们驳回了她之前在中国接受的治疗诊断。

直至1956年，她的中国医生方始察觉到受损细胞开始侵袭子宫壁。经过评估，他们认为两种治疗方案均可行，即外科手术或放射治疗。鉴于她之前因肝病接受的外科手术已导致腹部出现粘连，她无法再承受外科手术，因此，放射治疗成为了唯一的选择。

她深感镭疗的剧痛，而钴60的辐射强度更是让她难以承受。既然她对这两种治疗方法都无法忍受，她的主治医生也几乎无能为力。因此，他们建议她返回莫斯科，由俄国医生重新接手她的治疗事宜。

她深知自己病情沉重，却难以接受再次告别祖国的念头，对于离开后的一切，她心中充满了未知。因此，她坚决反对了他们的决定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结果依旧未能改变。毛主席特地安排了一位女妇科医生随她一同出国。这已是她的第三次苏联之行（按照原文应为第三次——引者注）。

抵达莫斯科后，她便陷入了严重的虚弱，高烧不断。她心中明白，自己身患重病，康复的希望极为渺茫。待到她的病情被评估至可以入院治疗的程度，苏联的医生却告知她，由于她的白细胞计数降至仅有三千，加之镭射治疗所带来的一部分副作用，她的抗病能力极度低下，因此他们无法接受她的治疗。

她的妇科医生与助手急切地劝说医生，认为既然医院配备了病床，理应让她入院治疗。最终，医生们做出了让步，首次同意允许中国医疗专家陪伴在她身边。然而，医生们对她的治疗采取了“过量”的钴60。她随即失去了知觉，坚信自己的骨髓已遭受了严重损害。尽管随后接受了输血，但每次输血都让她体温升高，因此整个治疗方案不得不以“适可而止”的方式收尾。

终止治疗之后，苏联医生认为莫斯科郊外的清新空气对她的康复更为裨益，便将她转送至郊区的疗养院。显而易见，那里是他们不再对她负责的所在。

那个冬日寒风刺骨。疗养院的医护人员将她置于摄氏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之中，企图以此“疗愈”她。她的视线变得扭曲，周遭的一切图像模糊且变形，双腿颤抖得几乎无法支撑她的站立。在那个漫长的冬日，仿佛梦境一般，终于迎来了春天，而后春天又缓缓过渡到了夏日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观察，她的医生郑重地宣告她患有“软骨病”。她随即发出一声大笑，回想起三十至四十年代在陕西北部，众多同志也曾遭受他们所谓的“软骨病”之苦。这种病症通常由碘和钙的缺乏所引发。然而，此次医生断定她患有“软骨病”的真正动机，却是为了寻找一个借口，将她从手中摆脱，以便将她送回城市医院接受治疗。

如今，城市中的医生正为她施用最为强劲的抗癌利器。她经历了钴治疗的初次、第二次，乃至第三次。如此高剂量的药物，极大地削弱了她的体魄，导致她时常依赖氧气供应。

每当她恢复些许精神，便提出了两项恳求：一是即刻中止钴疗法，二是将她送返祖国。提出愿望固然容易，然而付诸实践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苏联的医疗体系有着严格的层级划分，这意味着，任何一位医师或医疗教授想要对某个病例承担责任，必须得到上级的明确许可，否则几乎无法实现。

她再度陷入昏迷，恰在此时，一位教授及时赶到，对她病情进行了细致的观察。她向他们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归国愿望，然而，周围的人似乎并未真正听取她的心声。城市中的医生们，面对治疗无果的困境，显得颇为沮丧，于是决定将她转送到他们权限之外的郊区疗养院。

日复一日，毛主席深知她迫切渴望重返祖国。然而，他也洞悉了苏联医生所编制的医疗报告的详细内容。当周总理受命前往莫斯科进行政府交涉之际，他特地前往医院探望了她。正是他，将主席的明确指示传达给她——要求她留在莫斯科，直至身体明显康复。

在医院期间，总理与医护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，仔细审阅了她的病情报告，力求准确评估她的健康状况。随着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逐步明朗，他对苏联医生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未采取的行动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。

她欣然重逢了总理，此情此景源于她对国内外政治形势不懈的关注。一日，总理携鲍罗丁女士及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一同至她病榻前探望。为博她一笑，程砚秋巧妙地表演了一段哑剧。

随着她在苏联逗留的时间日渐增长，她的病情亦愈发严重。她多次恳切地请求能够返回祖国。终于，在多方考量后，他们准许了她离开。在返回中国的航程中，她的全身皮下出现了大量出血。

在1956年年初，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函件中，提到了江青“赴海外接受治疗”一事。

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，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。经过钴放射治疗，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。

江青秘书杨银禄称：

1956年的夏日，江青的子宫颈癌病情急转直下，不得不重返莫斯科的医院接受治疗。此次病症严重，她身体羸弱，情绪低落；白细胞计数降至3000，轻微的感冒都可能危及生命。在进行放射治疗的过程中，她一边接受输血，一边吸入氧气。

1957年的春天，江青终于摆脱了困境。由于不习惯苏联的饮食，她指示工作人员拨通了北京的电话，索要美味佳肴。很快，北京便派飞机运送了活鱼、香蕉、苹果、茄子、西红柿以及各式新鲜蔬菜。在她心情愉悦之际，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伸出了邀请之手，江青欣然接受了这一盛情邀请。

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、马林科夫、莫洛托夫、卡冈诺维奇的夫人环绕在江青身旁，热诚地宴请她，并关切地讨论她的健康状况。江青脸上洋溢着微笑。返回别墅后，江青感叹在克里姆林宫的餐宴未能尽兴，于是再次落座，享用了一顿美味的中国菜肴。

卡尔图诺娃回忆道：

1957年，江青再度踏入莫斯科之际，我已告别了中央机关的岗位，投身于研究生涯。某日，N.C.谢尔巴科夫拨通了电话，告知我那位“老熟人”重返莫斯科郊外，有意与我相见，并特地请求我携同我的女儿伊琳娜一同前往。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午后，我们与江青一同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道上。她很快便感到身体不适，显得疲惫不堪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，江青的白血球计数已恢复至五千。康复无望的她，终于可以启程回国了。

在1957年春季，归国之行即将启程之际，朱仲丽回忆道：“她不仅询问了预防之道，还关切地提出了未来可能并发其他疾病的问题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教授一一给出了详尽的解答，并明确告知她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，不宜有夫妻之实。”“她毫不犹豫地回应道：‘我们早已各自为政，我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纯粹是政治上的伴侣！’”

实际上，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感情疏离，并不仅仅源于她所患的妇科疾病。即便在她患病之前，她与毛泽东在用餐时也已各自分席。

据李银桥回忆，在江青对饮食过分挑剔之际，毛泽东便表态道：“我自诩为土包子，身为农民之子，自然秉承着农民的生活习性。她则是洋包子，我们饮食习惯不合，自当分开。今后，我居住的房屋、所穿衣物、所食饭菜，均依照我的习惯安排。至于江青，她居住的房屋、穿着、饮食，也当遵从她的习惯。我的事务无需她插手，此事就此定夺！”

从此，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。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，仍各吃各的菜！

美国记者维特克在其著作《江青同志》中，对于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关联，如此评述，其言辞犀利，切中肯綮。

少女时代的曲折经历，将她与国家最高领导人结为连理，然而，随着她对权力的渴望渐增，这段婚姻的纽带亦逐渐松懈。

历经艰苦的个人奋斗，她赢得了其他女性难以企及的地位，更令主席不再仅仅因为她身为女性而有所区别对待，而是将她视作一位独立自主、不受任何男性操控的政治人物。

她亦赢得了主席众多同仁对她个人的敬重与青睐，即便他们偶尔会埋怨她似乎阻碍了他们接近毛主席的途径。

她与民众保持着某种个人层面的紧密联系，而众多类型的统治者往往难以轻易割裂这一纽带。

她不仅颠覆了前辈所确立的某些政治与文化资源，更塑造了属于她自己的、影响国家进程和历史走向的独特标准，尽管这些标准或许显得过于简略，亦带有一定的破坏性。

江西省委第一把手杨尚奎的配偶水静，曾如此评述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：

江青对工作人员的奴隶主工作作风，连毛主席也无可奈何。他知道江青对哪个态度恶劣，便会找哪个同志道歉：“看我的面子，不要跟她计较。”

曾有一回，一位护士至毛主席面前，恳请得以脱离江青的身边。毛主席回应道：“我深知江青的性情不佳，无需多言。看在我的份上，便作罢。”主席时常因江青的干扰而心生烦恼，不得已与身边的卫士倾吐衷肠，倾诉苦闷，甚至后悔与江青的结合。他思量，若离婚，恐会引起同志们的非议；若不离，又背负着沉重的政治负担，只得勉力维持现状。

见识浅薄，愚钝无知，三十载顽疾未除，即刻逐出政治局，各奔前程。”

尽管指示没有执行，但江青的末日已经临近了。然而，对毛主席来说，至死也未能摆脱这个沉重的“政治包袱”。

身为毛主席的伴侣，江青长期与丈夫及子女未能共享天伦之乐，共度时光，同话家常，共度欢乐，致使家庭关系濒临破裂。她无法为丈夫营造温馨的氛围，亦不能给予孩子母爱的呵护，唯有无休止地索求，令丈夫承受无尽的烦恼。悲剧的种子正是由此萌发，一个家庭的悲剧亦由此开始。

成为毛泽东“五大秘书”之一

1956年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次会议上，经过慎重考虑，正式宣布了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名单，他们分别是陈伯达、胡乔木、叶子龙、田家英以及江青，此五人被誉为“五大秘书”。

这“五大秘书”各司其职：陈伯达与胡乔木担任政治秘书，叶子龙则负责机要秘书工作，田家英专责日常秘书事务，而江青则专注于生活秘书的职责。

传闻最初规划的阵容为“四大秘书”，江青并未在列。毛泽东在提名江青时，曾明确表示反对。在周恩来的一番提议下，经过常委们的深入讨论，最终达成共识，认为由江青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既合适又便利。因此，最终确定的人选为“五大秘书”。

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叶子龙回忆道：“起初，毛泽东仅提名了四人，分别是陈伯达、胡乔木、田家英以及我本人。随后，周恩来总理提议增加江青的名字，中央领导予以同意，因此最终下发的文件中秘书一职共有五人。”然而，叶子龙补充道，文件上所署并非“毛泽东秘书”，而是“中共中央主席秘书”。

当时，中共中央主席之位由毛泽东担任，因此，“中共中央主席秘书”一词，实质上便是毛泽东的秘书。人们习惯将他们统称为“毛泽东的五大秘书”。

由此，江青获得了一项官方职务，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。与此同时，她还身兼两职，分别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的负责人，以及文化部电影局的顾问（原电影指导委员会已被撤销）。

自正式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一职，江青亦跃升至副部长级别。然而，她心中依旧萦绕着病痛的阴影。她忧虑放射治疗可能不尽彻底，忧虑癌肿是否会扩散，因此，她不得不暂时放下对政治的干预，全身心投入到长期的疗养之中。据当时负责毛泽东生活管理的专职人员张国兴回忆，他曾如此述说：

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，由我每月初到中央警卫局行政处财务科签字领取回来，再交给卫士张云鹏保管，我负责每次具体花销，并记好账目。每月交李银桥审查，同时也必须交江青过目，因为江青不仅是毛泽东的“五大秘书”之一，而且还是家庭主妇。江青及子女的生活支出也是由我来掌握和记账。

酷暑难耐，她选择来到了北戴河，于中浴场的一号平房安顿下来。在此，她尽情享受着打扑克、漫步海滨以及畅游清凉海水的乐趣。

她仅能以狗爬式游泳。某日，她目睹了王光美夫人游泳的场景。王光美夫人时而采用侧泳，时而变换为仰泳，其蛙泳技术犹如“浪里白条”。江青因此深感羞愧，游泳的兴致顿时大减，转而将更多时光消磨于打扑克牌之中。

冬日，她去南方疗养，要么住广州，要么去杭州、上海。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，在上海西郊，借毛泽东的名义，她修建了别墅。1958年2月20日，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的信中，提及“江青有一点病”：

友妹：

收到您的来信，欣喜不已。得知您已喜结连理，身体康复，衷心为您感到高兴。记得1956年，听闻胡觉民同志提及您生活困顿且身体欠佳，曾寄去一封信件并附上一些资助，不知您是否收到？目前我一切安好。江青同志也有些小恙。感谢您的关心。愿您继续为人民群众贡献力量，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。也请代我向李同志问好！

毛1958.2.20

此时的江青，虽身为毛泽东的秘书，却以休养为重心。她亦会关注国内外报刊与文件，挑选出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，呈送毛泽东审阅。

偶尔亦呈现相反情形：毛泽东挑选某些文件与文章，特意批示交予江青，叮嘱她务必逐字逐句仔细研读。1958年间，毛泽东曾多次将文件批阅后转交江青。

其一：

1958年1月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刊登了王佩琨撰写的《十五年后，我国有望赶上或超越英国》一文。该文深入剖析了英国经济的独特之处，并对中英两国在钢铁、煤炭、机床、化肥等产业领域的差距进行了详尽对比，坚信我国在十五年内实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超越英国的目标，并非遥不可及。

毛泽东审阅完毕后，于1958年1月3日对《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》一文作出批示：“江青同志阅，此文颇佳，遗憾的是未提及电力问题。”

其二：

1958年7月23日，由外交部新闻司编印的《国际时事资料》第141期，刊登了题为《美国的对外贸易、对外“援助”及私人对外投资状况》的专文。

1958年7月28日，毛泽东审阅完毕后，致信江青：“江青同志：阅毕，内容有益，特此交由你保管，以备我日后所用。”

其三：

1958年8月14日，中共北京市委致信中央及毛主席，就北京郊区遭受涝灾及救援进展情况提交了第二份报告。报告指出，自8月6日遭遇暴雨袭击之后，13日北京地区再次遭遇大雨，郊区菜田受损严重，近期蔬菜的上市数量持续减少，市场供应面临极大压力。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，蔬菜的供应量将进一步缩减。目前，我们正从多渠道寻求解决方案，力求扩大蔬菜供应。

毛泽东审阅完毕，随即批注道：“事关重大。江青亦应审阅。近日连降大雨，菜量有所减少。”

其四：

1958年9月1日，《红旗》杂志第七期刊载了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、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撰写的《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》一文。

9月24日，毛泽东在《红旗》杂志的封面上随意批注，致信江青：“江青同志，陆定一同志的文章极为出色，务必仔细研读，至少应阅读两遍。”

其五：

1959年11月19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发的《情况简报》第174期中，收录了三篇精选材料。

1. 群众参与的范围日益扩大，程度不断加深。2. 批判的重点对象有所增多，批判的内容亦更加深入和细致。3. 大部分单位，其领导核心已趋于健全且力量显著，或已得到有效改进，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。

在中央国家机关的诸多单位中，部分单位仍显现出滞后和陈旧的迹象，其根本原因在于部分领导干部表现出右倾思想，他们要么不敢，要么不愿积极引导群众参与，转而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来规避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。鉴于此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：

1. 我们务必继续勇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，广泛运用大字报这一形式，推进斗争的深入开展。2. 对于重点批判对象，必须制定周密的计划，分步骤、深入细致地展开批判工作。3. 强化领导力量是至关重要的。4. 运动必须从始至终，确保不出现半途而废的现象，避免煮成“夹生饭”。

第二份文件为《十三省农村整社工作动态》一文，详细阐述了河北等十三省份开展整社试点工作的具体状况。文中指出，凡整社工作初见成效的地区，均获得了贫农及下中农阶层的广泛支持与拥护。

第三份文件《农村公共食堂的复兴与蓬勃发展》一文中提到，根据12个省、区的相关资料分析，近期两三个月内，农村公共食堂的复兴与增长势头迅猛，常年食堂的数量亦呈现出显著增长。目前，各地正积极推动食堂的恢复与发展工作，并着手加强食堂的巩固与稳定。

毛泽东批示：

江青阅，转交林克。

三件都可看。

从毛泽东频繁批阅文件于江青之举，不难看出他对“微有不适”的江青深怀关切之情。

旁人眼中的江青

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，她所遭受的因放射治疗引起的白细胞降低问题，如今正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。此外，放射治疗所引发的急性膀胱炎也已完全康复。至于那早已痊愈的慢性胆囊炎，更是无需多言。然而，持续的空虚感，加之对疾病过度担忧和猜疑，却不幸地诱发了一种神经官能症。

首忌风侵，次忌光照，再忌声响，末忌寒暑交替。1959年的冬季，王敏清根据组织的安排，肩负起江青保健医生的重任。

王敏清，也就是前文曾写及的王世英的儿子。当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时，王世英曾上书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，坚决反对这一婚姻。由于王世英解放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，他的学医的儿子王敏清也就被视为政治可靠，在中南海保健局工作。

恰是狭路相逢，王敏清不幸被指派至江青身边担任保健医生——然而，江青对王世英昔日向张闻天呈书一事并不知情，王敏清亦对此事浑然不觉。在笔者与文友王凡的交流中，王敏清对其眼中的江青如此描述：

王敏清正式担任保健医生后，与江青的首次会面发生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的小岛二号楼。在初次见面时，江青对王敏清表现出了相当的客气。她优雅地坐在沙发上，并示意王敏清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，还特意吩咐服务员为他泡茶。后来，王敏清得知，在江青的身边工作，能够与她并肩坐在沙发上的人寥寥无几。

初接手这份工作时，江青周围的服务团队由七八位成员组成：其中包括殷曼丽、程美英、李强华三位护士，她们主要负责医疗与护理工作；李连成则身兼警卫之职，不仅要照料江青的日常生活，还需与广东省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；省委警卫处的干部张荣亦全天候随行；此外，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与张淑兰。

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上层，与李连成同住一室。而江青则习惯于在楼下的空间中度过她的大部分时光。人们反复提醒王敏清，江青对声响极为敏感。室内行走时，即便是在地毯上，她也要求脱掉鞋子；与江青交谈时，声音必须轻柔到只有对话双方才能听见的地步；江青活动区域内的门缝，都细心地用纱布或海绵进行了填充。王敏清还了解到，江青甚至因为李强华辫子与衣服摩擦产生的噪音过于刺耳，不遗余力地迫使她剪掉辫子。

一天，江青心血来潮，突然提议以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，说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。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，所以吃饭时尽量不发出声音，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。如果谁出了声，江青就骂谁：“你是猪。”这是王敏清第一次看到江青施淫威，侮辱身边的工作人员。他感到吃惊：主席夫人怎么这么专横，这么不尊重别人？

江青曾提及与众人共进餐时，她与同桌的饮食是否一致：“我们确实是一同用餐，然而她的食物是单独准备的，与大家并不相同。她偶尔会尝我们的菜肴。”“有人描述她饮食奢华，常食用高档补品。”“从现在的角度看，她的生活方式并不算过分奢侈。餐桌上通常会有鸡、鱼、肉、蛋等两种食材。偶尔也会享用一些高端营养品，比如燕窝，但并非频繁。”

“我们只是比较喜欢豆腐。”与江青同桌不仅滋味不佳，更让人苦不堪言，每次她放下筷子，其他人也必须跟着停下，长此以往，不仅影响健康，也会干扰工作。

王敏清等人陪江青用餐并送她离开后，仍需返回餐厅补上一餐所谓的“自由饭”。如此一来，加上晚间的宵夜，他们每天实际上要摄入七顿饭量。外界的人或许以为他们享受着无尽的福气，然而他们内心的感受却是承受着洋罪的折磨。

“江青禁止旁人在用餐时发出声响，难道她自己用餐时真的能做到一声不吭吗？”我质疑道，“我曾听闻一位保健医生在其回忆录中提及，与江青共餐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，因为江青在用餐时总是不休地评论各种事物，且其食相极为粗鲁，令人反感。”

王敏清表示：“江青在用餐时举止文雅，确实几乎不发出任何声响。要是她用‘猪’这个词骂人，岂不是也等于是在自嘲？”然而，他接着说：“令人不解的是，她对头发辫子或衣物摩擦产生的细微声响极其敏感，但对于音乐、舞蹈、戏剧或电影的喧闹声，她却显得无所畏惧。” [178]

王敏清回忆道：“她甚至无法听到飞机的轰鸣声，为此，她特地要求广东省委下令，禁止飞机在住所附近低空掠过。于是，在广州的最后一个月里，广州白云机场被迫关闭，民航客机不得不转而降落在军用机场。”

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水静，如此描述了江青的日常生活：

彼时，江青的生活方式已彻底资产阶级化，此事并非鲜为人知，然而其“化”之程度，却令人瞠目结舌。一位曾服务于江青身边的护士向我透露，若将江青比作东宫之皇后，倒不如将她视为一位女奴隶主。在日常起居中，江青对于任何细微的劳作都显得极尽吝啬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她身着睡衣卧于床榻之上，便要求护士代为整理、铺展，自己却不愿稍作移动。

屋内配备了电铃，唤人无需开口，只需轻触铃响即可。一日，电铃忽然响起，护士匆忙走进房间，却只听江青慵懒地吩咐：“请将暖水袋递给我。”然而，那暖水袋分明就放在她的床边，只需轻轻一伸手便触手可及。

清晨，她醒来后便将护士与工作人员唤至床边，询问：“今日天气如何？我该着何种衣物？搭配哪双鞋呢……”一番思索后，安排妥当，方才缓缓起身。起初坐在床上，由他人协助洗漱；继而在他人照料下享用早餐。江青在生活琐事上均不愿亲自动手，洗澡亦是如此。她躺在浴缸中，任由护士为她洗涤身体、擦拭背部……

1962年夏日，江青重返庐山，彼时她频繁光顾直属招待所，专程前来洗发。每至其至，招待所瞬间化作寂静的“鬼城”，员工步履维艰，厨师亦不敢翻动锅勺，而寓居于此的宾客亦需屏息敛声，以免打扰到江青的安歇。她逗留时间往往长达半天，推拿按摩连绵不绝，使得工作人员连饭都难以按时进食。如此骄纵跋扈，实乃世间罕见。

江青总是令四周陷入一片死寂。我亲眼目睹，她在上海、杭州、庐山等地的居所独具特色，不仅地面铺设着厚实的绿色地毯，窗户上挂着沉甸甸的绿色窗帘，就连床铺、桌子、座椅乃至马桶都包裹着绿色丝绒；甚至连茶盘、茶杯也铺上了小方巾。为她提供服务的员工步入她的房间时，必须小心翼翼，仿佛雪花落地般轻盈无声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触怒她的情绪。

江青平日对“喧嚣”极为忌讳，我们这些夫人们当时对此颇感困惑，私下里常议论纷纷。她虽然对噪音十分敏感，但在跳舞时却非得用强烈的西洋打击乐才能尽兴，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。因此，若说绿色能养眼尚有几分道理，那么宁静可能更多是为了营造威严，让人一踏入她的居所便心生畏惧，如同宗教寺庙中刻意营造的阴森氛围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一个人的成就与所获得的尊敬往往相辅相成，然而江青却因无所作为，唯恐他人不敬，于是费尽心机地营造所谓的“威严”，遗憾的是，她终究未能如愿，反而显得滑稽可笑。江青所享受的生活待遇与荣誉，远远超出了她应得的份量。沾染了毛主席的一丝“余光”，人们尚能理解。

然而，我时常感觉到在她心底深处埋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怨恨，每当有机会或情绪无法自制时，便会显露无疑。这主要从我观察她对工作人员的态度中得来的印象。她身边的员工，均为精心挑选之才，每一位都勤勉尽责。即便是面对江青那过分苛刻和粗暴无理的要求，他们也都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，强忍着委屈，默默承受。

尽管如此，她非但未曾对这些同志表达感激之情，反而滋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敌意，其中甚至蕴含着强烈的仇恨。一位曾担任江青护士的同志向我透露，江青心情愉悦时，无所不言，甚至对与唐纳等几位前夫的往事津津乐道；然而，一旦她心情不佳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能成为她责备、惩处工作人员的借口。

我的北京友人曾向我诉说她妹妹的遭遇，只因琐事一件，便被江青贬谪至大西北“服刑”，导致全家人无法团圆。更有甚者，江青一怒之下，竟将她定性为“反革命”，送入监狱。这种行径激起了众多领导的不满。传闻中，刘少奇对此颇有微词，江青所在的党支部甚至特地派人与她谈话，然而，这一切都未产生任何效果。

在与她一同观赏外国电影的过程中，一位电影界的前辈不经意间提起，那位外国摄影师对“出绿”颇为讲究。所谓“出绿”，即在影片中精心凸显绿色调，并让不同层次的绿色在画面中显得错落有致。听闻此言，她便心生向往，于是要求自己的住处也融入“出绿”的元素，力求“绿意盎然，层次分明”！

1962年春，陈云及其夫人于若木抵达上海，并被安置于太原路上海交际处所辖的一栋宅邸之中。踏入屋内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番豪华而独特的景致：绿色地毯、绿色沙发、绿色窗帘，连桌椅、马桶乃至马桶盖，皆铺饰以绿色的丝绒。

陈云感到疑惑，因为这所房子他曾经居住过，却并未见到如此独特的装饰。经询问，方才得知这处住所后来成为江青的居所。她偏爱绿色，认为绿色能够让人心情舒畅。于是，她指示上海交际处按照她的意愿，对室内的装饰进行了彻底的改造。

“不过，这恐怕还需征求江青同志的同意。”

鉴于江青或许某日会重返此处逗留数日，若见装饰有所更改，恐将引发她的不悦。据传闻，仅在上海一地，依据江青的指示而进行特殊装饰的住宅，便已达到三处之多。

作为“第一夫人”，她频繁地召唤只为高级官员服务的医生，今日进行会诊，明日则为她引进国外药品……她热衷于观看外国电影。即便是看电影时，她对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与众不同，必须能够保证连续坐上三个小时，而臀部不会有任何麻木的感觉。

身为一名演员，她原本便对摄影情有独钟，无论是电影中的剧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，她都会让摄影师为她记录。然而，她自己却并不擅长拍照。在苏联进行疗养期间，身边缺少了摄影师的陪伴，而她又不甘心错过每一个值得记录的瞬间，于是她购置了一台相机，并由此开始了摄影的学习之旅。

彼时，她四处游历，对摄影的热爱愈发深厚。她不惜外汇之资，从香港购置了一台高端相机，每至一地，便以摄影作为消磨时光的乐事……她在电影行业有过一段工作经历，具备一定的文艺素养，故而她投身摄影，进步神速。

摄影师们在中南海的忙碌程度可见一斑，他们需为她冲洗胶卷、打印照片。据江青向维特克透露，她的照片数量众多，即便是在“近几年”，也已达“大约一万张”之巨。然而，她已经销毁了三四千张，仍有大量照片需要淘汰。